【承泽观察·平台经济40评之三十六】巫和懋等：(2)

　　上面两种情况都可以看到直接禁止双重模式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相较之下，如果监管部门只对自我优待和模仿抄袭行为予以限制，而不禁止双重模式，这对于在线市场的运行可能更为有益。

　　对于“算法合谋”，具体指的是互联网企业之间利用算法实现协调一致行为，对于监管部门而言，虽然线上价格的变动很容易观察到，但由于这种合谋的形式是基于算法的隐形合谋，因此获取直接证据难度很大，这种信息层面上不对称导致对相应违法行为的认定造成了相当的挑战，在监管上也应该相对审慎。

　　上述的两个案例以及由此引发的监管政策之争，只是针对平台经济推动反垄断监管措施这个艰难任务的冰山一角。中国在2022年8月正式实施的《反垄断法(2022修正)》以及在2021年2月印发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规范了平台经济中的三类垄断行为：(1)滥用市场支配地位；(2)对市场竞争造成不利影响的经营者集中；(3)垄断协议。中国对平台企业这三类垄断行为可能形成怎样的监管对策？本文将对这三类垄断行为进行具体的经济学分析。

　　从2022年起，中国对平台经济已经明确了“常态化监管”的方向，并且正在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监管体系。中国监管部门在平台经济监管上，特别是在反垄断执法上显现出务实与因势利导的方向。并且，中国政府在中国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不断更新监管方向。因此，我们可以预期中国平台经济的反垄断监管在未来会出台倾向合理的、务实的监管措施，从而实现中国平台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中新经纬APP)

　　对于剥削性滥用行为，平台经济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是平台企业的“模仿抄袭”和“自我优待(Self-Preferencing)”行为。像平台企业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复制其他厂商已有的创新产品或经营模式就构成了模仿抄袭行为；而很多网络零售平台(如京东、亚马逊)在销售自营产品的同时也允许第三方卖家在自己的平台上销售产品，此时平台企业便可能利用商品搜索结果引导消费者购买自营产品而非第三方卖家的产品，这就构成了“自我优待”行为。至于排他性滥用行为，则是指平台企业要求相关厂商只能选择在一家平台上销售商品。无论是剥削性滥用还是排他性滥用行为都妨碍了市场的公平竞争，是推动反垄断监管的焦点议题。

　　我们可以利用信息经济学对两种监管方式分析其利弊，从理论角度来理解针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的监管方式。先看第一种监管方式：如果监管部门直接禁止双重模式，平台企业将面临两种选择。

　　回顾前面提到脸书的模仿抄袭行为，较佳的监管方式不是禁止双重模式，而是要直接禁止或处罚平台企业的模仿抄袭行为；对于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较佳的监管方式也不是禁止谷歌提供自营的购物比价服务，而是要禁止或处罚其自我优待行为。美国对脸书的模仿抄袭行为到目前为止尚未采取有效的监管行为。相较而言，欧盟委员会在2017年6月便认定谷歌的自我优待行为违反了欧盟竞争法，并处以24亿欧元的罚款。中国对于平台企业的模仿抄袭与自我优待行为目前尚未有相关判例，但这一问题已经成为中国执法和司法领域讨论的热点。

　　大型平台企业可能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来阻碍竞争对手。在以“阅后即焚”为核心功能的图片分享软件——色拉布(Snapchat)兴起以后，脸书(Facebook)立即推出类似的软件，不免有“模仿抄袭”竞争对手的嫌疑；而谷歌(Google)则被指责其自营的购物比价服务(GoogleShopping)常在搜索结果中占据有利位置，呈现出一种“自我优待”的行为。中国的平台企业也可能存在类似的反竞争行为。针对此类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监管？是从根源上完全禁止平台企业既可经营允许第三方卖家加入的平台市场又可提供自家产品；还是虽然允许平台企业既经营平台市场又提供自家产品，但严格限制这种模仿抄袭与自我优待的行为？

　　首先，第一种情形是平台企业有可能选择不再运营平台市场而只专注售卖自家产品，这一情形就和上文讨论的禁止双重模式下的第一种情况类似，会造成消费者福利下降。但这也意味着这个平台企业在监管前从自我优待与模仿抄袭的不当行为中获利过多，才会在监管实施后宁愿放弃平台而只专注售卖自家产品。由此可以推断，在监管实施前平台企业的不当行为应该已经造成了第三方卖家利益的巨大损失，也致使创新停滞。从社会角度看，实施监管前平台造成的市场扭曲相当严重，这类平台企业也不适合运营平台市场，平台关闭所留下的空间则可以催生出新的平台企业，反而可能提升社会福利。

文章来源：《财经理论研究》 网址: http://www.cjllyjzzs.cn/zonghexinwen/2022/0927/662.html